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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抗組織審查的行為范疇及認定

——新修訂黨紀處分條例系列案例評析

[ 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 | 作者: |  時間:2016-04-15 | 瀏覽:2401次 ]

基本案情

蒯某,黨員,某省東林市林海縣縣長。


2015年3月,蒯某任縣長期間,某建筑公司經理劉某在承建縣政府辦公樓維修工程過程中,為了感謝蒯某在工程款結算時給予的關照,到蒯某家送給其2萬元人民幣。同年11月,東林市紀委對蒯某涉嫌受賄犯罪問題立案審查。2016年1月,蒯某與劉某串供,訂攻守同盟,紀委在找劉某調查談話時,劉某作虛假陳述,否認蒯某存在受賄行為。


分歧意見


紀律審查人員在違紀行為的表述及適用新舊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(以下簡稱《條例》)上出現了意見分歧:


第一種意見認為,蒯某對抗組織審查,構成串供違紀行為,且涉嫌受賄犯罪問題。依據新《條例》第五十七條第(一)項、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款、2003年《條例》第八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,合并處理追究蒯某黨紀責任。


第二種意見認為,蒯某構成對抗組織審查違紀行為,同時蒯某涉嫌受賄犯罪問題,應依據新《條例》第二十七條、第五十七條第(一)項的規定,合并處理,給予蒯某黨紀處分。


評析意見


在本案中,既存在新《條例》實施后,對抗組織審查違紀行為的表述、違紀行為上位和下位概念的問題,同時又存在新《條例》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款關于“從舊兼從輕”的溯及力問題。


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,具體理由如下:


蒯某違犯政治紀律,對抗組織審查,構成串供違紀行為


新《條例》把政治紀律、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列在突出位置,明確增加了拉幫結派、對抗組織審查、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違反政治紀律條款。要對上述違紀行為準確定性,必須先搞清楚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范疇是什么,包括哪些具體違紀行為,又如何準確認定。


新《條例》第五十七條所規定的對抗組織審查行為,是指違反黨的政治紀律規定,妨害、對抗組織審查工作,按照規定應當受到黨紀處分的行為。其違紀主體必須是有責任能力的黨員,且存在主觀故意,并在客體上侵犯了正常的組織審查活動。


新《條例》第五十七條所規定的“對抗組織審查行為”概念是上位概念,不是具體要素行為概念,也不是下位概念。對抗組織審查違紀行為是個范疇,該條款既給出了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上位概念,也規定了該范疇的具體內容,同時規定了下位概念,即規定了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具體違紀行為,包括:(一)串供或者偽造、銷毀、轉移、隱匿證據的;(二)阻止他人揭發檢舉、提供證據材料的;(三)包庇同案人員的;(四)向組織提供虛假情況,掩蓋事實的;(五)其他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。其中,因為對抗組織審查行為下位概念行為存在多元性,不可能將所有的違紀行為全部列舉,因而設定了第(五)項為兜底性條款。


再看串供違紀行為,是指違紀行為人與證人、共同違紀案件的行為人之間,在互相串通或約定的基礎上,所作的同樣內容的虛假陳述。串供的表現形式是共同違紀的各行為人之間,證人與行為人之間在陳述內容上的一致,這種一致表現在不符合案件的法律事實、客觀事實,又對行為人極其有利。需要注意的是,在審核、認定串供違紀行為證據、事實時,只有行為人暗中商訂供詞后,在組織審查時做了串供陳述的,才構成串供違紀行為。如果暗中商訂了供詞,但在組織審查時沒有做串供陳述的,則不能認定構成串供違紀行為。


在本案中,2016年元旦過后,東林市紀委分別與蒯某、劉某談話時,蒯某否認收受劉某錢款,劉某否認給蒯某送錢,雙方陳述的內容一致。雖然,他們都對事實進行否認,但調查組從蒯某、劉某談話陳述的內容細節進行比較分析,可以判斷其是否存在串供違紀行為。


串供的顯著特征是內容的極其相近或一致。如供述的內容細節完全一致,沒有絲毫的差別,此種供述和證言,可能已經作過串供。反之,如果違紀行為人之間,或違紀行為人與證人之間在對主要事實作了相同的供述,對一些細節,諸如行為人實施的行為等存在細微差異,這樣反而可能符合實際情況。


同時,調查組從審查蒯某、劉某談話后陳述內容的客觀性判斷其是否串供。真實的供述應當具有客觀性,串供后的陳述顯然不具有這一特性。調查組經過調取蒯某的工商銀行存折,查閱存款時間、地點、存款數額等,并找蒯某的妻子、兒子調查談話,調查劉某到蒯某家的行為事實的過程,比對印證,發現蒯某、劉某陳述的內容無法得到案件其他相關證據的印證,與事實不相符。紀律審查人員再次與蒯某、劉某談話時,讓他們細述事實經過,利用陳述中暴露出的一些細節矛盾,進行嚴密的邏輯發問,最終使二人陷于不能自圓其說的被動之中,用相關的證據揭穿了串供的事實。


蒯某符合串供違紀行為四要件的構成,屬于違犯政治紀律,對抗組織審查,構成串供違紀行為。依據新《條例》第五十七條第(一)項規定,追究蒯某的黨紀責任。


蒯某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定,涉嫌受賄犯罪


蒯某任縣長期間,利用職務上的便利,為他人謀取利益,非法收受劉某2萬元。根據《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(試行)》“一、貪污賄賂犯罪案件(三)受賄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,應予立案:1、個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的;2、個人受賄數額不滿5千元,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 (1)因受賭行為而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;(2)故意刁難、要挾有關單位、個人,造成惡劣影響的;(3)強行索取財物的”相關規定,蒯某涉嫌受賄犯罪,應將蒯某涉嫌受賄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處理。


此外,蒯某受賄行為是發生在2016年1月1日以前的行為,依據新《條例》第一百三十三條“本條例施行前,已結案的案件如需進行復查復議,適用當時的規定或者政策。尚未結案的案件,如果行為發生時的規定或者政策不認為是違紀,而本條例認為是違紀的,依照當時的規定或者政策處理;如果行為發生時的規定或者政策認為是違紀的,依照當時的規定或者政策處理,但是如果本條例不認為是違紀或者處理較輕的,依照本條例規定處理”的相關規定,原則上應援引依據2003年《條例》第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,追究蒯某的黨紀責任。


蒯某串供違紀行為與涉嫌受賄犯罪紀律處分,應合并處理追究黨紀責任


綜上,蒯某違犯政治紀律,對抗組織審查,構成串供違紀行為;利用職務上的便利,非法收受他人財物,為他人謀取利益,涉嫌受賄犯罪。對蒯某串供違紀行為和涉嫌受賄犯罪紀律處分,應合并處理。依據“新《條例》第五十七條第(一)項、2003年《條例》第八十五條第一款”之規定,追究蒯某的黨紀責任。(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地區紀委副書記 齊英武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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